宋代颜辉《寒山拾得图》赏析
                                                 2013年06月04日 17:31   中国书画报  我有话说(1人参与)

寒山拾得图（传）颜辉作 绢本水墨淡设色，各纵127.8厘米，横41.7厘米，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寒山拾得图（传）颜辉作 绢本水墨淡设色，各纵127.8厘米，横41.7厘米，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颜辉(生卒年不详)，字秋月，江西吉安人，一作江山(今属浙江)人，元初人物画家。元大德年间(1297-1307)曾在辅顺宫画壁画。工佛道、鬼神，造型诡谲，风格特异，评之者谓：“笔法奇绝，有八面生意。”从其传世的《刘海蟾图》《蛤蟆仙图》《铁拐李像》，以及传为他所作的《寒山拾得图》等作品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其绘画语言的与众不同。他突出强调人物的动态和神情，人物形象似庄似谐、似智似颠，意象令人难以捉摸。他虽重墨轻色，但却不全用白描，而是以线和水墨的自然结合，使勾描与晕染浑然一体，显现出物象的体积感和分量感。颜辉用笔劲健豪放，笔法粗犷，有梁楷、牧溪遗法，但又收其放荡，落笔在似放未放间，合院体法度。由于颜辉的作品带有较强的南宋湿笔水墨的气韵，所以未能得到元代鉴赏家的重视，以至夏文彦在《图绘宝鉴》中仅给予了12字的记述而未加任何评价。颜辉的作品大部分流入了日本，对15世纪以后的日本水墨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寒山拾得图》画的是唐代传奇性人物寒山和拾得。寒山与拾得，皆为唐朝贞观年间人，相传住在天台山国清寺，师事于丰干禅师。寒山，一说寒山子，好吟诗唱偈，语言通俗诙谐，后人辑为《寒山子诗集》，存诗300余首，其诗多表现山林隐逸之趣和佛教出世思想，对世态亦有所讥讽。拾得，本为孤儿，天台国清寺僧人丰干拾而养之，故名“拾得”。与寒山为友，亦能诗，诗附《寒山子诗集》后，二人诗风相近。寒山和拾得二人佛法高妙，诗才横溢，踪迹怪异，相传他们分别是文殊、普贤菩萨的转世。
　　描绘寒山与拾得的画作，自宋代以来就一直在禅僧间广受喜爱。而且，寒山、拾得二人其典型形象总是满面春风，拍掌而笑，民间奉为“和”“合”二仙。旧时婚礼上，喜堂高挂二仙神像，寓意和气好合。
　　颜辉所绘《寒山拾得图》，寒山躬身作揖，拾得拄扫帚而立，二人皆张口大笑。人物神情刻画得细致生动，诙谐之趣跃然纸上。人物衣纹用笔粗壮，实源于南宋山石之画法。
书画鉴定以纸为重要依据
2013年06月06日 07:56   爱丽收藏  我有话说(14人参与)

书画鉴定以纸为重要依据
　　古代书画：缩量增质
　　“古代书画，是一个略显沉重的话题，我们无人可以忽略古代书画的美好，甚至我们也集体强调进入古代书画的收藏 是一种更高级 更深刻的领域。可是，事实摆在眼前，市场交易量日益萎缩。”中国嘉德[微博]书画专家郭彤[微博]的这番话，无疑道出了目前古代书画市场的一种现象。
　　香港佳士得[微博]书画部专家游世勋近日表示，在古代书画中，流传有序的藏品，或者是没有曝过光的藏品，特别受到市场的追逐，所以这个是蛮有趣，而且蛮重要的一个 方向。在今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中，来自敬修堂藏中国书画珍藏的明代周臣的《长江万里图》是一幅逾20米长的画作，就属于这样的一种拍品。此外，北京匡时[微博]今春古代书画部分推出“抗希斋遗珍”专题，其中沈周、文嘉、陆治、项元汴、陈洪绶等十七件名家扇画作品。 保利 春拍征集到“小万柳堂”所藏扇面册，不仅包括明代“吴门四家”，还有董其昌、王铎、傅山、张瑞图等人的泥金书画扇面精品力作。
　　近现代书画：精中取精
　　在这两年的拍卖市场上，许多近现代书画精品纷纷出现在拍卖市场上，而在今年的春拍中，精品中的精品无疑成为了最大的特点。在这两年的拍卖市场上，张大千成 为了市场的宠儿，特别是精品的成交价更是令人咋舌，在今年中国嘉德的春拍中，张大千在1963年创作的《泼墨荷花》就是难得一见的精品，特别是其中所蕴含 的故事，更令许多藏家觊觎。“泼墨荷花”这个题材在张大千的 绘画 中并不罕见，但这件作品的 珍贵 之处就在于其是张大千送给吴湖帆的贺寿之物。吴湖帆的《丑簃日记》中曾记载吴湖帆七十大寿时，张大千曾寄奉“荷花图”贺寿，这件祝寿之作，正是本幅《泼墨荷花》。
　　游世勋表示，好东西的最大特点，就是当你需要用钱的时候它一样可以变现。像此次书画部分封面的徐悲鸿作品，就是很难得的。徐悲鸿的山水作品非常有趣，因为他的山水作品多多少少都带有点儿自传式的叙述方式。
　　老画天价频出 老宣纸刀刀破万
　　老画天价频出，老纸张也值钱了。　“几乎所有的老纸都火了，古籍专场中的老宣纸拍卖结果令人咋舌，动辄数万元。在北京琉璃厂里，老纸身价大涨，别提清代民国的宣纸，连上世纪80年代中期 生产的、仅有20多“岁”的宣纸，一刀(即 100张)叫价也至少要2万元左右。而乾隆年间的冰纹蜡笺纸，一张尺寸不过40厘米×60厘米左右，价格就可达数万元。老纸大热，除了市场水涨船高外，与其存量稀少、具有鉴定的资料作用也有关。不过，市场人士认为，老纸也是双刃剑，鉴定书画光以纸张年代为依据反容易被误导。
　　观察近年的拍卖市场可发现，老纸高价频现的时间始于2007—2008年左右，与书画市场的上涨势头基本同步，市场人士认为， 老纸的行情被书画市场托起。事实上，老纸一般被列入古籍拍卖专场中，正是因为其具有古籍的纸张美和稀少的特质，特别是笺纸(旧时的信札用纸)更为玩家所追捧。
　　据悉，目前拍卖市场上可见的老纸多产于清代和民国，年代最早的应该是乾隆纸，而明朝纸极为少见。
　　上个月，红星牌宣纸的广州经销商程敏收到了一份公司发来的调价单，从4月15日开始，全球的红星牌宣纸价格集体上调30%。这已经是近3年来，红星牌宣纸的第三次涨价，年年的价格涨幅都在30%左右。
　　但与陈纸相比，新纸的价格涨幅还真不算什么。几年前，一家卖宣纸的老店还在为仓库里一堆发黄的旧宣纸发愁，没想到消息一传出去，几十刀(注：一刀100张)仓底货引来了众人的哄抢。在北京，五张丈二宣纸甚至拍出了22.4万元的高价。一时间，洛阳纸贵的故事再度重演。
　　从书画工具到收藏品，宣纸的此番涨价到底是人为的炒作，还是价值的回归？
　　老纸是书画鉴定重要依据
　　老纸也是鉴定书画的重要依据——纸张存在的年代与画作存在的年代是否吻合，比如有收藏者曾在市场上见到一件“雍正御笔”，其纸张年代却为乾隆年间，由此就已可判断该件“御笔”不可能是真迹。
　　另外，在近现代大名家中，不少画家如李可染 、 傅抱石 等都曾长期订购专门的纸张创作，而 张大千 、启功、 唐云 、 黎雄才 等名家喜欢搜罗老纸作画，这也是鉴定画家某个时期作品的重要依据之一。
　　不过，书画行家陈俊明认为，由于历代纸张品种众多，少有行家能对历代纸张进行系统的分类，只能凭经验直观判断纸张的年代。而且，好的老纸并不多见，难以用来作为鉴定资料。
　　市场存在老纸造假画现象
　　“老纸也是双刃剑”，收藏者胡义成认为，老纸既可能是一件书画作品的“加分题”，又可能是书画的“软肋”。比如曾经在拍卖市场上出现一件乾隆的画作，纸 张是金粟山经纸，价格比乾隆的普通作品高出一大截，原因就是金粟山经纸是乾隆的御用纸，也是鉴定乾隆亲笔的重要依据；大名家如用知名老纸创作，作品价格也 能大为提升。
　　然而，市场上也存在利用老纸造假画的现象。老纸的价格不低，对于造假者来说，高价的“高仿品”才有利润空间，而“高仿”的难度很大，需要造假者的书、画、印章都非常顶尖，成本更高；而这种造假一般不能“空 穴来风”，需要有原作作为对照临摹。因此，这种“老纸假画”不可能多流通于市场中。
　　“纸张仅仅是鉴定书画的间接依据”，广州艺拍牟翔认为，利用老纸造假只能骗过那些过分相信老纸的人，欺骗不了真正的行家，他认为对付“老纸假画”的方法之一就是判断墨香是新是旧。“纸张在鉴定一件书画作品时并未起决定性作用”，书画研究员 朱万章 强调，鉴定书画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关键还是书画作品本身的时代风格、个人风格等。
　　宣纸与墨相结合形成书画无法复制物质性
　　鉴定工作者在处理中国书画真伪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中国书画经验鉴定中的“眼学”。当然，“眼学”并非中国书画鉴定学，虽然有人力图将 以“眼学”为主体的中国书画经验鉴定专业提升到学科层面。但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经验积累到建立学科，还需要有更多的学术支撑和更完备的知识结 构。在艺术品科学鉴定的国际大趋势和注重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国内新形势的共同影响下，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促进与指导下，中国书画鉴定由经验主导阶段 走向科学发展阶段就具有了历史必然性。我们利用光学仪器对书画材质进行检测时发现，宣纸类中国书画纸具有指纹一样独特的纤维状态。于是就对这类书画纸的微 观状态并结合墨色、印迹进行了大量的检测试验，证实了以下三点。每一张宣纸类中国书画纸的任何一处微观纤维状态都是唯一的。人们能复制出同类的纸(即同地 点、同年代、同原料、同批产、同方式的书画纸)，但无法复制其纤维结构的微观状态。这种纤维结构状态的差异性，主要由其特殊的生产工艺所决定。切割工艺中 的切割方式决定了纸浆纤维的长短不一，捞纸工艺中无序组合的纸浆纤维被竹帘捞出水面，各微小纤维都是以偶然状态凝聚形成纸张。于是，宣纸类书画纸在这种生 产工艺中就必然形成了纤维结构状态的处处差异；
　　第二，墨、色、印迹融合在独一无二的纤维结构上，其微观状态也必然独一无二。在微观视野中，每一幅使用了宣纸类书画纸原创作品都拥有了独一无二的纸纤维结构和独一无二的墨、色、印迹状态。这两个独一无二的状态之结合，形成了该作品无法被复制的物质形。
　　第三，书画作品的物质形态是由纸、墨、色、印泥等材料结合成的物质结合体。这些材料往往因历史变异、品种差异而使其内部物质成分发生变化与差异。每一种不 同物质成分的墨、色、印泥往往都具有不同时空的烙印，都能成为防伪、辨伪的依据。所以，用光学仪器对书画原作的物质成分进行定点检测并取证备案，也具有一 定的防伪意义和作用。中国书画纸历史悠久，在造纸工艺、原料成分、品种样式诸方面，因地域不同而存在区别，又随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有许多随时空变化而产 生的特征和规律。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检测不同年代、不同种类的书画纸，捕捉其规律性特征，是鉴定中国书画作品的一条科研途径。通过大量检测历代书画材质的有 关信息，可以掌握各时期书画材质的共性和特征。如果在鉴定工种中发现某书画的绢、纸、墨、色、印泥以及胶矾等添加剂的材质特征与作者署名及创作年代信息不 相称，就可判断作品有问题。利用科技手段，检测书画作品的纸、墨、色、印泥等，并根据各类书画材质随时代变迁的历史痕迹和特征进行断代分析，可以成为古代 书画作品辨伪的重要依据。实践证明，只要检测出书画材质与作者署名、作品年代不符的一项“铁证”，就可以否定该作品的真品归属。这种通过科技检测寻找“铁 证”的方法，颇具有学术价值和“实战”作用，往往是不容置疑的一锤定音的最佳办法。但是，科技检测不是万能的，这些科技检测的初步成果更不能解决书画鉴定 中的所有问题。特别是遇到与古代原作同时期的赝品，以及后来用老纸、老墨等材料制作的高仿品，以科技检测识别真伪就会倍感困难。目前，科研人员正在构建书 画材质的时空坐标，它不以朝代为单位划分，也不是按照以世纪为单位划分，而是汇集纸、绢、墨、色、印迹等数条演变脉络于一线，并根据它们在不同时空所初显 的各种变异特征设立间距不等的时空坐标。
收藏是一种流动的风景
2013年06月06日 08:20   人民政协网  我有话说(1人参与)

　　许多人的人生就像飞禽一样，尤其到了天灾人祸等社会结构发生变革之际，他们扑棱棱地飞离故巢，或是迎着朝阳，或是与落日同归——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看，中国收藏家的命运就是如此。当他们栖息新枝以后，像鸟儿衔来种子，开始播撒着收藏的理念，一片片丛林由此蔚然而生。中国的城市收藏版图也被一次次地刷新。
　　从鸦片战争发生以来的近现代，中国的收藏中心城市顽强地固守在北京。原因或许很简单，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中心，是豪强和贵富云集之地，所以被称之为成人玩具的收藏品便源源不断地涌向那里。
　　那儿有巍峨的紫禁城，庋集着千百年来中国最辉煌的艺术品，它是围绕着清朝最伟大的收藏家乾隆皇帝的收藏理念而构建的收藏体系，被称为中国传统收藏的正统，也是中国官藏的象征。
　　那儿还有琉璃厂，是民间文物交易的集散地，无论是身穿马褂高靴的清朝士绅，还是西装革履的民国新派，那儿都是他们流连忘返的地方。在清末民初，北京最有影响力的大收藏家有庆小山(1848—1927，名宽、号松月居士)、朱翼庵(1882—1937，名文钧、字幼平)、郭葆昌(1879—1942，字世五、号觯斋)等，他们是旧京私家收藏的巅峰人物。还有一位备受民国中晚期的大收藏家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的青睐，就是完颜景贤(字朴孙)。他收藏的中国书画，北京城里数第一。当然期间还穿插着许多戏剧一般的人物粉墨登场，挥金如土，染指收藏，比如像民国四大公子(张伯驹除外)，他们像流星一样各领风骚一二十年。
　　但是，自1928年北京被民国政府改名叫“北平”之后的数年间，中国的收藏中心城市开始了漂移，以十里洋场闻名遐迩的上海异军突起，取代了北京的位置，可惜好景不长，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一响，北平重新改名为原来的名字北京，于是上海众多的收藏家们云散天涯，又像飞禽一样开始另觅新枝。
　　上海，冒险家的天堂
　　收藏市场的红火，有个必要的条件，就是经济要繁荣。
　　可上海本是长江的出海口，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但是在1843年11月17日这一天上海迎来了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中外贸易中心由此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通进长江门户，开设行栈、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从此，上海进入百年高速发展期，特别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激发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
　　我在撰写《风流石癖——陆质雅传》时，顺便研究了上海的房地产发展史。上海大收藏家陆质雅(1883—1964)曾在清末上海道台下属的交涉司任职，兼理土地会丈局，即代表清朝政府与外国人商谈土地出租等事务，他后来成为上海的著名房地产商。
　　据上海史志记载，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随着上海工商业发展以及人口的急剧扩大，地产价格也日益高涨。从同治九年(1859年)起，上海就有了市场意义的房地产企业，当时从事房地产经营的洋行就有老沙逊、新沙逊、怡和等20家。从1869—1933年，南京路地价前后上涨132倍。90年间，上海房价累计上涨8571倍。上海成为了冒险家的天堂。
　　从清末至民国，中国的内政混乱，军阀割据，战火连绵，反而是偏隅一方的上海因有了租界庇护而因祸得福，人口急剧增加，经济蓬勃发展，有钱人便纷纷投资或者寓居上海。因此，上海是一座外来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开放型城市，而收藏活动正是所谓精英阶层有钱人的挥金游戏。
　　上海早期最具声望的收藏家是庞莱臣(1864—1949)，他的收藏被誉为“甲东南”，是上海收藏界的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庞莱臣，名元济，字莱臣，号虚斋。浙江吴兴南浔人。他的父庞云鏳为南浔镇巨富，名震一时的丝绸商，也是“南浔四象”之一。光绪十七年，父亲庞云鏳以儿子庞莱臣的名义为赈灾捐纹银十万两，获慈禧太后恩赏一品封典，候补四品京堂。庞云鏳去世后，庞莱臣自己经营纺织、电器等企业，成为民族工业的开创者之一。
　　庞莱臣热衷于中国书画的收藏，这应该源于他小时候对书画持有的浓厚兴趣。他曾临乾隆时人手笔，颇得神采。父亲庞云鏳夸奖说：“此子不愁无饭吃矣！”成书于1909年的《虚斋名画录》上，我们可见庞莱臣收藏的历代名画共538件(以家藏为限，不藏不录)。入录历代名迹竟近六百卷(幅)，不能不让人赞叹收罗之富、用力之勤。在这批藏品中，著名的作品有：阎立本《进谏图》、周昉《村姬擘阮图》、韩干《呈马图》、戴嵩《斗牛图》、五代赵驸马《神骏图》(赵文敏书合璧)、董源《夏山图》、周行通《牧羊图》、王道求《弗林狮子图》、张戡《人马图》、宋何尊师《葵石戏猫图》、巨然《流水松风图》、《江村归棹图》、李成《寒林采芝图》、郭熙《终南积雪图》、赵佶《双安鸟图》、《雪江归棹图》、《赐郓王楷山水》、李公麟《醉僧图》、米芾《楚山秋霁图》、《云山草宅图》、陈中《羌胡出猎图》、赵大年《水村图》、赵千里《春龙出蛰图》、龚贤《溪山无尽图》、宋人《风雪度关图》、龚开《中山出游图》、金人李山《风雪杉松》、元人钱选《草虫图》等等，亦有元、明、清各代诸如管道升、任仁发、张中、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董其昌、项元汴、恽寿平、王翚、王原祁、石涛、八大山人、金农等人的作品，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将历代名家收罗齐备，确实显现出一代收藏家的勤奋和惊人业绩。实际上，庞莱臣收藏还远不止此数。同样是出自于上海的收藏大家王己千说他收藏的书画有数千件。
　　有趣的是，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顶尖级收藏家中，许多人都来自于浙江南浔镇，而且他们之间总有扯不断的亲眷连带关系。比如张静江(1877—1950)、张叔训(1900—1949)、张珩(1914—1963)等。
　　早在1902年，张静江的父亲张定甫为他在法国巴黎开办了一家Tonying公司，即著名的通运公司，聘请鉴定家姚叔来为大班(总经理)，1925至1933年间，许多清宫旧藏的名迹就是通过张静江的通运公司脱手的。庞莱臣卖给美国人弗利尔的名画，也是姚叔来运作的。他们的古玩生意做得很大。
　　张叔训，是近代中国钱币收藏的泰斗式的人物。
　　旧上海收藏界的一例极则是张珩，字葱玉，号希逸，斋号为韫辉斋，出生于富可敌国的南浔镇张家，其高祖是晚清的首富张颂贤(1817—1892)，资产达1000万两白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1842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根据《南京条约》规定，中国政府需要向英国赔款2100万两白银，而对比之下，我们便可窥见张家富足的程度。张珩是独子，父亲早逝，自小就随其祖父、大收藏家张石铭(1871—1927)生活，练就了一双鉴赏的火眼金睛。1930年，16岁的他在分家时独得资产200万白银(有人估算价值当下的人民币200亿)，从此浪迹上海滩。
　　张珩被后世最为钦佩的主要有两点，一是鉴赏的法眼精准，20岁时就被聘为故宫[微博]鉴定委员；二是收藏的品级甚高。1947年其好友郑振铎为其编撰《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收入张珩的收藏巨迹，如唐张萱《唐后行从图》、周舫《戏婴图》、北宋易元吉《獐猿图》、金刘元《司马檩梦苏小》、元钱选《梨花鸠鸟图》、颜辉《钟馗出猎图》、倪瓒《虞山林壑图》、赵元《晴川送客图》、方从义《武夷放棹图》等高古书画精品。启功先生曾称赞“韫辉斋所藏书画无一赝品”，足证他收藏的水平。可惜的是，张珩有个致命的坏毛病是嗜赌，他的这些收藏品大都是输掉的，有些是抵押给了上海另一传奇性的大收藏家谭敬(1911—1991)。最有名的故事是，张珩在一个晚上就把上海著名的大世界输光了。
　　在上世纪的20至40年代间，上海涌现的一大批收藏家可谓群星闪耀，争奇斗艳。
　　其中，最不可忽视的大收藏家是吴湖帆(1894—1968)，是当时一颗闪耀的明星。他的祖父和外公分别是吴大澂(1835—1902)和沈树镛(1832—1873)，均系清末大收藏家，而他的妻子潘静淑(1892—1939)是道光年宰相潘世恩的孙女，也是清末大收藏家。吴湖帆与潘静淑的婚姻，集纳和延续了三大收藏家族的宝藏。他的所藏仅以历代名画计，如北宋米芾行书《多景楼诗册》、宋宁宗后《樱桃黄鹤图》、宋梁揩《睡猿图》、宋王晋卿《巫峡清秋图》、宋赵构《千字文》、宋画《汉宫春晓图》、刘松年《高山四皓图》、宋拓《梁萧敷敬太妃墓志》、宋刻《淮海长短句》、元倪云林《秋浦渔村图》、元吴镇《渔父图》、元黄公望《富春合璧图》之《剩山图》、元王蒙《松窗读书图》等，均为国家一级藏品。
　　此外，旧上海的大收藏家还包括，潘达于先生(1906—2007)，她的收藏来源于祖上潘世恩、潘祖荫家族的收藏，其青铜器和字画等藏品蔚为壮观，最有名的是大克鼎(现藏上海博物馆)和大于鼎(现藏北京国家博物馆[微博])；还有地产大王周湘云先生(1878—1943)的收藏，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怀素《苦笋贴》和米友仁《潇湘图》即来源于他；顾公雄(1897—1951)与沈同樾夫妇源自苏州“过云楼”的收藏；龚心铭、龚心钊兄弟的收藏名品有“商鞅方升”等，为世间孤品；钱镜塘先生(1906—1983)的收藏，有五代董源的《山水图》和南唐徐熙的《竹雪图》等巨迹；谭敬先生(1911—1991)收藏的名品大都来源于张珩的旧藏；刘靖基先生(1902—1997)收藏有数千件古画……活得最明白的大收藏家或许是丁福保先生(1874—1952)，他是上海结核病防治医院的开创者，中国古钱币界的权威，其撰写的《古钱大辞典》至今仍然是不可撼动的权威著作。在他身前就将自己的房产、田地和收藏全部捐出。他说，“与其收藏于一家，不如藏之于团体，因团体较一家为永久也。与其散诸于他人，不如散诸于自己，因自己较他人为好也。”
　　以上罗列的这些收藏大家，不过是浮在旧上海收藏界之海平面上的冰峰，水面之下，依旧是龙飞凤舞，名家林立，名品如云。我最近研究了两位属于旧上海时期的收藏家，一是张律均先生(1901—1988)，常州金坛人，1921年才开始为上海金城银行工作，后来成为副经理，在当时最多也就算是金领阶层。晚年他返回故乡生活，将自己在上海收藏的136件文物捐给了金坛博物馆，其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多达七件。另一位就是前文提及的陆质雅先生，他的收藏中仅齐白石印章就多达500件(系“文革”抄家后的返还物)，许多是齐氏艺术的极品，国之瑰宝。这两位只是上海收藏界默默无闻的收藏家代表，由此足见旧上海的收藏风气之炽热。
　　从上世纪30年代始，至多到1949年止，上海作为中国收藏中心城市的时间，当不超过30年，如同白驹过隙一般匆忙。
　　我们知道，上海不是类似于陕西、河南、山西这样的中国文物大省，由上海辖区内所出土的文物十分有限，而上海博物馆确是中国数一数二的收藏大馆，在国际上也声名显赫，而它出色的藏品来源大多得益于旧上海这些收藏大家的贡献。
　　2012年12月18日，我应邀参加了刘益谦[微博]王薇[微博]夫妇的龙美术馆开幕式。看着琳琅满目的藏品，心想，他们夫妇是当之无愧的上海当下最了不起的收藏家，与上海的收藏传统相比，昔时别人捐给了国家的博物馆，今日他们自己创建了博物馆，这就是时代的不同。